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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重建历史古迹真的是一种中国式愚蠢吗

2019-06-02 主编:诚信在线客户端 点击次数 :

在当下中国,要干点什么大事,很少能不引发争议。修复古城当然就更是了——在复建的明太原城工程见于报道后,显然有许多人不以为然,认为“复建”的古迹不过是假文物,目的也不在于古迹保护本身,而只为了开发旅游之类的商业目的。此外,省下这笔钱用于改善民生,岂不更好?

这些年来,国内的确有许多“拆真古董,修假古董”的蠢事,不过,要说“古迹只能修复,已经消失的古迹,不可能复建,所能复建的只能是假托其名的假文物”(见十年砍柴《即使把阿房宫复修得超过秦始皇又能如何》一文),这却也未必。认为文物古迹是不可触动、复原的存在,看似是尊重,实际上意味着距离感,认为它与现代生活无关。

如果说看到“假古董”生气,那一定程度上倒不如说是因为复建的水平太差——不过,大部分人之所以反对复建乃至必要的修复,与其说是“古迹修复/复建得怎么样”这样一个学术问题,而是“古城该不该修复/复建”这样一个政治问题,也就是说,即便复原得再好,他也会不以为然,因为“复原”本身就被看作错误。

河南汝南宏济桥,一座历经500余年的古桥。东方IC供图

河南汝南宏济桥,一座历经500余年的古桥。东方IC供图

“修复”(restoration)和“复建”(rebuild)当然在概念上是有所差异的,前者是指在原物基础上“修旧如旧”,而后者是指在原物已基本不存的条件下将其复原。

有些人主要反对后者,认为太原古城的复原就是一例;而更多的人则不加区分地反对所有这些做法——这也可以理解,因为国内确实有太多“破坏性保护”,以“修复”的名义反倒给古迹造成新的损毁。

在实际操作中,它们的边界往往并非不可逾越:公元2世纪时,罗马皇帝哈德良主持“修复”万神庙,仿佛这仍是150年前始建者的作品,但从现代的角度看,他其实是用一种新的形式“重建”了它。

“将古迹作为不可触动的过往遗存加以保护”的意识,是一种起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现代观念,这与西方绘画艺术中的透视法、本体论上的主客体二元关系有着密切关系。即便如此,这种意识也要到19世纪才最终确立,而城市中某个历史街区或建筑群,则晚至20世纪才取得了历史文物的身份。

在此之前,无论中外,历史建筑之所以能保留下来,通常是因为遭到忽视,而非受到保护。拿破仑在回忆录中曾说,他为首都巴黎的改造制定了宏伟计划,如果他能再多活20年,旧巴黎的任何东西都不会剩下!

资料图:巴黎凯旋门

资料图:巴黎凯旋门

这些年来,中国的历史城区保护确实走了不少弯路,但平心而论,这大概也是不可避免要交的学费,因为“正确的古迹保护”的现代意识要深入人心,本身就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欧洲,直至19世纪严格确立标准之前,“改造”、“美化”、“改进”、“翻新”、“维修”、“修复”(restoration)之类的概念,往往都意味着对古建筑不同程度上的负面乃至毁灭性干预。

在二战末期的意大利战场上,美军特意派出一批代号为“维纳斯修理工”的文物军官去协调,以避免遍地都是老房子的意大利城市毁于炮火,而大部分官兵毕竟并不清楚哪些文物更值得保护;然而在此之前,美国从未被视为在文物古建保护领域有何杰出表现,相反倒有过把自己为数不多的古建筑也糟蹋了的著名案例。

(美)比尔·布莱森/温华、张艳蕊/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01

(美)比尔·布莱森/温华、张艳蕊/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01

按游记作家比尔·布莱森在《失落的大陆——美国小镇之旅》中的描述,1928年约翰·D.洛克菲勒投入巨资重建的威廉斯堡完全是一团糟:“你根本不能确定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凭空捏造的”,总督府看似很古老,但却是1933年才重建的,原建筑1781年毁于大火,没人知道它原来是什么样,“在你转到的每个地方,都能碰到伪造的痕迹。……你发现自己在不断地猜疑,你正在观看的到底是真正的历史,还是某种迪士尼式的装饰?

这在许多古建修复的教科书中被视为一个失败的典型案例,共有82座建筑被修复、341座被重新建造、720座1790年代(洛克菲勒确定的截止时间)后的建筑被毁坏。这促使人意识到,如果不想让修复工程沦为“电影外景地”,必须进行认真的研究和高水平的施工实践。

位于威廉斯堡的州长宫

位于威廉斯堡的州长宫

然而,这意味着历史古迹完全不应被修复或不应复建吗?并不是。

读一读Jukka Jokilehto所著的《建筑保护史》,就可知问题并非如此简单。

的确,一直有学者反对任何修复(如英国学者John Ruskin声讨任何修复行为,认为这其实是对纪念物的“毁灭性破坏”),但另一些学者,如George Scott,则觉察到Ruskin在保护主义上已走得太远了,因为,虽然不对那些古老的雕塑作品或已经废弃的建构进行修复的做法是可取的,但“对于那些既是古迹又同时仍在使用的建筑(例如教堂),若不经常加以修缮,它们是无法存留下来的。而且,这些建筑的损坏过去已经在发生”。

这方面,德国在1842-1880年间按严格的建筑保护观念修复的科隆大教堂是一个堪称典范的案例,并确立了一个原则,即“最好的修复应该是根本看不出改善的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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